近年来，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一种奇特的“K型割裂”现象：一方面，骨子经济、月季经济、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业态如火如荼，备受年轻消费者追捧；另一方面，汽车行业的价格战愈演愈烈，传统行业普遍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，价格压力巨大。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逻辑？又对投资方向带来哪些启示？
K型割裂：中国消费市场的新常态
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：周末，你在商场看到年轻人在盲盒店前排起长队，为了心仪的“娃”一掷千金；与此同时，汽车厂商为了清理库存，纷纷降价促销，力度之大令人咋舌。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现象，恰恰是中国消费市场结构性变化的缩影——K型割裂。
所谓K型割裂，指的是新兴消费领域的热潮与传统领域的低迷并存。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消费升级或降级，而是消费市场向两个极端发展：高端个性化消费和低端性价比市场表现强劲，而中间的中产消费则显得有些疲软。
要理解这种现象，我们需要引入“第三消费社会”的概念。这是由日本学者提出的消费阶段理论，将消费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：
- 第一阶段：满足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。
- 第二阶段：追求品牌和质量的标准化消费。
- 第三阶段：注重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消费升级。
- 第四阶段：追求精神满足的去物质化消费。
参照日本的经验，中国消费市场正处于第三消费社会的中后期。在这个阶段，消费者不再只关注产品的功能和性价比，而是更加看重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。例如，年轻人购买手办、饲养宠物、做美甲，不仅仅是为了实用，更是为了表达自我、寻找归属感。
K型割裂背后的挑战
然而，中国在迈入第三消费社会的同时，也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。
资产负债表衰退
许多家庭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等债务压力巨大，消费能力受到抑制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（即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）仅为39%，与日韩等国的45%-50%相比，仍有一定差距。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。
供需失衡
部分行业产能过剩，加剧了价格压力。许多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主要依靠增加销量和压缩成本，而非提升产品价格。2024年PPI（生产者物价指数）持续处于负值区间，表明企业提价困难，市场竞争异常激烈。
2021年至2023年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，尤其是制造业投资速度明显下降。与此同时，需求端的增长并未跟上，导致供过于求的现象在许多传统行业中尤为突出，汽车行业库存高企，价格战此起彼伏。
新消费的崛起
与传统行业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新消费领域正在蓬勃发展。例如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在健身、旅游、美妆等方面投入更多资金，这反映了“悦己世代”对自我满足的追求。宠物经济也是一大亮点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，宠物食品、用品，甚至医疗服务都成为热门赛道。
这些新消费的崛起表明，供给正在创造新的需求。
新消费：打破低通胀和内卷的关键？
“内卷”指的是企业在低价竞争中难以获得更多利润，市场缺乏活力。而新消费的出现，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，激起层层涟漪。
例如，一个爆款手办不仅能带动潮玩市场的销售，还能拉动周边产品、展会，甚至社交平台的流量经济。这种供给创造需求的模式，能让消费者愿意为价值买单，也能让企业有底气进行创新，而非一味地打价格战。
中国消费市场的整体趋势
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主要依靠高投资驱动，投资率一度高达40%以上，而消费率相对偏低。尽管2010年左右中国的投资率达到顶峰后，消费率开始缓慢回升，但到2023年仍只有39%。
相比之下，韩国的消费率在20世纪80年代就迎来了U型曲线的拐点，目前稳定在45%以上。日本的情况也类似，消费率在进入第三消费社会后逐步提升。这表明，消费率低并非中国的宿命，而是有提升空间的。
要实现这一目标，仅仅依靠投资减速是不够的，需要更系统性的政策。例如，鼓励供给创新，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，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。
近期，政府推出了服务消费促进活动，鼓励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，并推出了旅游、美食、体育等新场景。这实际上就是在刺激新消费，通过供给端的创新来带动需求。例如，消费者参加一个音乐节，不仅购买门票听音乐，还会购买周边产品、品尝美食、入住酒店，形成一个消费生态圈。这种模式的核心是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，而不是单纯为了省钱而省钱。
总而言之，中国消费市场的K型割裂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新消费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供给创造需求的潜力，但传统领域的供需失衡和低通胀压力提醒我们，消费升级的道路依然漫长。
韩国经验：产业升级与政策创新的双引擎
那么，如何才能真正激活消费市场？或许，我们可以从韩国的经验中找到答案。
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，韩国不仅成功摆脱了经济困境，还大幅提升了消费率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？对中国又有哪些启发？
经济转型与消费升级
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，年均GDP增长高达9.5%。但到了90年代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，平均GDP增速降至7.4%，2000年以后更是进一步下滑至3.8%。
这一发展轨迹与当前的中国颇为相似，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但消费需求并未同步跟上。与中国类似，韩国的居民消费率也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。20世纪80年代，韩国的消费率迎来拐点，开始从低谷回升，目前稳定在45%以上。而中国2023年的消费率仅为39%，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
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当时，外部需求萎缩，外债规模激增，通货膨胀和消费需求双双走弱，GDP增速甚至一度跌至负值。这与中国目前面临的低通胀和内需不足的挑战有相似之处。
韩国的应对之策是：
- 产业结构转型：从制造出口转向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。
- 政策组合拳：从需求端到供给端全面发力。
这两个关键举措不仅使韩国经济重回正轨，还为消费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产业转型：科技立国与文化立国
韩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，早期主要依靠出口轻工业和重工业。然而，到了90年代，随着全球化竞争加剧，传统制造业的红利逐渐消失。这场危机暴露了韩国产业结构的脆弱性。
为此，韩国政府果断调整战略。1982年，韩国提出了“科技立国”的方针，大力发展计算机、半导体、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。1998年，韩国又进一步提出“文化立国”的口号，将文化产业作为新的增长引擎。
文化产业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，其对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。2022年，韩国文化产业出口额达到132.4亿美元，虽然仅占总出口额的1.9%，但其乘数效应却非常显著。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测算，每100美元的文化产品出口，能够拉动412美元的相关商品出口。例如，韩剧带火了化妆品、服装、旅游，甚至泡菜和炸鸡。此外，文化产业还带动了就业，每1亿美元的文化出口能够创造近3000个就业岗位。
韩国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化运作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。1998年，韩国颁布了《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》，为文化产业提供法律保障和资金支持。例如，设立文化振兴基金，为影视、游戏、音乐等行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资金扶持。2000年，韩国文化产业的财政预算首次突破国家总预算的1%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。此外，韩国还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和新韩流振兴政策推进计划，逐步推动文化IP走向全球。如今，韩剧、K-pop、韩国电影在全世界都拥有一席之地，这正是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的成果。
需求端政策：刺激消费，改善民生
韩国政府意识到，消费率低不仅仅是市场问题，还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有关。由于东亚国家普遍存在高投资、低消费的传统，且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，人们更倾向于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
为了改变这种局面，韩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：
- 税收改革：缩小收入差距，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。
- 降息和消费信贷普及：鼓励居民消费。
- 基础设施投资和新农村运动：释放消费潜力。
例如，1971年发起的新农村运动不仅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，还带动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兴起。1994年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，服务消费占比达到52%。2006年，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，服务消费占比进一步上升至57%。这表明，消费结构的升级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需要长期的政策引导和经济转型。
| 年份 | 人均GDP (美元) | 服务消费占比 (%) |
|---|---|---|
| 1994 | 10,000+ | 52 |
| 2006 | 20,000+ | 57 |
对中国的启示
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中国的消费市场与当年的韩国有不少相似之处：高投资低消费、居民资产负债表压力大、收入预期不够稳定。
要将消费率从39%提升至更高水平，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。
供给端：挖掘文化产业潜力
中国的文化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。近年来，国潮兴起，汉服、故宫文创、盲盒经济备受年轻人追捧，这些都是中国式文化IP的雏形。如果中国能够像韩国一样，出台系统性的政策支持，例如设立文创基金、鼓励影视游戏出口，或许也能打造出属于中国的新韩流。
2023年，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GDP的4.6%，虽然占比不高，但增长速度很快，未来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。
需求端：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
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关键在于改善家庭财务状况，减轻债务压力，增加可支配收入。例如，可以通过优化房贷政策、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来减轻家庭负担，通过完善社保、医保体系，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顾虑。
更重要的是稳定收入预期。近期，政府推动服务消费促进计划，通过旅游、美食等场景，鼓励居民花钱享受生活。这种活动的核心是通过供给创新来刺激需求。例如，消费者到一个文旅小镇旅游，不仅可以欣赏美景，还可以购买当地特产、体验民宿，形成一个消费闭环。
借鉴乘数效应思维
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不仅在于销售电影、电视剧或专辑，更在于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。例如，一部爆款韩剧能够拉动旅游、餐饮、化妆品等行业的增长。
中国也有类似的案例，例如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带火了西安的旅游经济，《一人之下》推动了动漫周边市场的发展。如果我们能够更有意识地打造这样的IP经济，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化运营，完全可以让文化消费成为内需的新引擎。
当然，中国的国情与韩国有所不同。中国的市场规模更大，区域差异也更明显，因此政策需要更加精准。例如，针对一二线城市的Z世代，可以重点发展个性化消费；针对三四线城市和农村，可以通过新能源汽车下乡、电商下沉来激活需求。
近期，工信部等五部门启动了2024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，目标是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到县域城市，辐射周边乡镇。这正是典型的供给创造需求模式，通过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，让更多人买得起、用得上新能源汽车，从而激活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。
总之，韩国的经验表明，消费率的提升需要产业升级和政策组合拳。科技和文化双轮驱动能够让供给端更有活力，税收改革、降息、基建投资能够让需求端更有底气。对中国来说，无论是国潮文创，还是新能源汽车，都有望成为点燃消费市场的火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