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韩生育大战打响！韩国放大招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？

眼瞅着要考试了，你这个倒数第二名心里慌不慌？尤其是当你发现，那个常年霸占倒数第一的家伙，突然开始奋发图强的时候！这不，在“全球生育率倒数第一”这个位置上，韩国最近就开始发力了。

过去一年，韩国的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回升，尤其是在今年一季度，新生儿数量的同比增长，直接创下了自1981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记录！反观我们中国，却持续面临着出生人数和结婚登记数量的双双下降。2024年，中国结婚登记对数只有611万对，同比去年继续暴跌20%，直接倒退回了1980年的水平。而新生儿数量，更是跌回了抗战时期，要知道，那个时候，全国人口才4亿，而且还有大批热血男儿在前线浴血奋战！

中日韩三国，都是在东亚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国家，都有一种穷尽一切内在能量，追求发展的国民生态。二战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，三国都发展成为了世界排名前列的经济体，这种爆发式的增长，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。

但是，这种国家级别的内卷和经济大爆发，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。而目前看来，被迅速消耗掉的，正是东亚三国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。

十多年前，韩国年轻一代就喊出了“五抛”口号，抛弃恋爱、婚姻、生育、购房和人际关系。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。2021年，在韩国一线城市首尔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有高达73%的韩国民众，都支持设立儿童禁入区域。这说明韩国社会，已经从“我不想生孩子”，升级到了“厌恶孩子”！

在街上，如果有人推着婴儿车，引来的不是人们友善的逗弄，而是白眼，甚至是歧视。咖啡厅、餐厅，甚至是娱乐休闲场所，都纷纷挂上了“儿童禁止入内”的告示。韩国年轻人“厌孩”的情绪，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“厌恶生育”的国家，眼下它的生育率，却反常地出现了回暖。这背后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二战后婴儿潮的回生，二是韩国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生育政策。

婴儿潮回生，是人口学上的一个术语。如果说婴儿潮是一声呐喊，那么在后续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还会陆续传来几次生育小高峰的回声。但就像回声会衰减一样，婴儿潮的回生，也会一次比一次弱，最后彻底消失。

而真正触发韩国这次生育回升的，是来自行政方面的强力刺激。

2024年初，时任韩国总统尹熙月宣布全国进入“人口国家紧急状态”，并且颁布了包括延长休假、纳税减免、住房保障和生育养育支持等15大核心政策。

在新政策中，韩国政府给予新生儿父母双方，各自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，并且还可以分4次灵活拆分使用。这项政策，让父母双方在休假期间，各自最多可以拿到2300万韩元，相当于每生一个孩子，父母就可以拿到合计最多24万元人民币的薪资补助！

此外，韩国还大幅提高了现金补贴金额。2024年起，有一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，每月可以拿到约合人民币5500块钱的生育补贴；一到两岁的孩子的家庭，每月可以拿到2200块的生育补贴。韩国政府还会再提供一笔一次性生育补贴，对于一孩低收入家庭来说，在孩子出生的头两年里面，就能拿到约合人民币32.8万元的生育金贴！

同时，韩国各地方政府，也被充分调动了起来。比如说，仁川市就推出了“一亿梦想”政策，每个在仁川出生并长大到18岁的孩子，18年的时间里，累计会获得市政府提供的一亿韩元的资金支持，相当于人民币55万元！

除了这些一次性生育补贴之外，韩国目前的执政党承诺，给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，免除所有子女的大学学费！而他们的在野党则更狠，表示一旦上台，将会给新婚夫妇一亿韩元的生育贷款，相当于又是一笔55万元人民币，并且如果生一胎当场转为无息，生二胎本金减半，生三胎一个亿直接全免！

在这种不要命一样撒钱的刺激之下，最终，我们看到韩国生育率，神奇般地实现了明显反弹。事实证明，不是年轻人不想生，钱只要给到位，生几个都不在话下！

相比之下，我们中国无论是在普世性生育鼓励政策，还是在砸钱搞生育补贴上的动作，是既没有雷声，也没有雨点。截止到今天，放眼全国，也只有极个别的一二线城市，出台了极为有限的措施，但在力度上，还完全没有办法和韩国相提并论。

拿财政最富裕的上海来举例，女生产假只有158天，男士配产假只有10天。对比韩国夫妻双方合计730天的产假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

不过，为了显示出对生育的鼓励，上海则贴心地以国家最低的标准，提供了孩子一到三岁期间，夫妻双方每年高达5天的养育假。而真金白银的补贴方面，就更与韩国显得差别巨大。上海一次性生育补贴，大约是4500块钱，这在上海这种地方，与其说是奖励，不如说是一种对选择生育夫妻的嘲讽。要知道，上海的低保户，每家单月补贴，最新的标准都有3200块钱！除此之外，几乎再无实质性的补贴和奖励。

有，那也是需要先花钱，再获得。比如说买房子拿折扣，有网友戏称为“兰博基尼五元代金券”。

为什么各地政府，对鼓励生育如此不上心呢？原因有二：一是没实力，二是没动力。

地方政府鼓励生育意愿不强的原因

先说实力。鼓励生育所需要的财政支持，是个天文数字。韩国毕竟是个发达国家，经济底子厚，它咬咬牙是能负担得起的。2023年，韩国人均向政府贡献的财政收入金额是1200.9万韩元，相当于人民币6.4万元。而中国，这个金额大约只有1.5万元人民币，是韩国的不到四分之一。

人均财政收入大幅落后的同时，财政赤字的负担却更重。中国综合财政赤字水平，是韩国的4.4倍。而这，还没有包含老生常谈的庞大地方债务。收入少，负担大，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像韩国这样撒钱。看似宽裕的财政，实际上还有注入地产、基建和养老的坑要去填补。2024年，中国的广义财政赤字率，已经超过了9%，要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

再说动力方面。一直以来，我国的地方政府，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重要角色。且不管是80年代的财政包干，还是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，地方和中央都有分灶吃饭的惯例和传统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，类似于企业间的市场竞争。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，不如说是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资本主义，尤其是体现在招商引资和人才吸引上面。这种竞争动力，实际上才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。因为这让自上而下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。

上面需要经济发展来巩固权力，下面则需要经济发展来留下福利。特别是分税制改革和土地财政这个组合拳，既让中央有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，又让地方有了积极发展经济的动力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种极致的上下利益共同体的状态，并不是历史的常态。那么在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的情况之下，怎样在稳固中央权力的同时，继续保持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？这个问题，才是中国经济接下来最大的挑战。

还拿上海来说。一直以来，上海人口增长的主要策略，就是依赖于吸引外来人口，而非通过补贴鼓励本地的生育。“我大上海从来都是虹吸其他地区的人口，从来没有花钱补贴生育的道理”。况且钱已经通过转移支付上交了，所以上海根本没有这个动力。那其他地方呢？就更是这么想的了。钱花了，人却跑了。对绝大部分地区来说，投资生育可能无法带来长期的经济回报，因为培养的人才，非常可能在成年以后，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。

因此，央地事权长期分离的经济体制，就决定了地方政府，优先考虑的是短期的经济效益，而不是长期的人口投资，比如说生育补贴，因为人口，那是国家的事，钱，可是自己兜里的。

更棘手的问题：大学生就业

事实上，当下有一件更为紧迫的事，不仅占据了财政大部分的精力，也抢夺了生育问题上，本就不多的政策空间，那就是年年突破新高的大学毕业生人数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恰恰就是为了维持就业的稳定，生育率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反而成了那个被无奈放弃掉的东西。因为生育率和就业率，在眼下，就是一个翘翘板，压下一边，另外一边就要翘起来。

毕业生一茬又一茬，去年的还没有消化完，新的一年就又来了。现在经济蛋糕做大的速度，远远落后于求职者的增速，待业人数正在快速地堆积。因此，政府必须想办法维持就业市场，各种不计入狭义赤字的投资，比如说专项债搞保障房，每年数万亿都用在了这一块。否则，青年失业率的这个数字，捂都捂不住。最新的青年失业率虽然只有14.9%，那是因为没有算农村户籍，也没有算从来没有得到过工作的，和谈失去的大学生。战报会撒谎，但是战线不会。大学毕业工作难找，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。

2025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是1222万，而仅仅7年之前，这个数字只有820万，涨了几乎50%！1222万应届毕业生，听起来已经很多了，但是要知道，这个数字，大概率将会是未来10年里面最低的。因为真正的最后一波生育高峰，目前还处在中小学阶段。数据显示，202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会达到1240万，2027年1617万，而且这个数字，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逐年继续攀升。

最后一次中国人口出生峰值，是在2016年，等到这批人从高校毕业，也就是大约在2038年前后，才会迎来毕业人数的历史极值，和整个趋势的反转。换句话说，从今年开始往后的十多年里面，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，相当于每5年，都会多出一个韩国的人口，加入找工作的大部队。这还只是高等院校出来的，高中、中专和技校的毕业生，都还没有算进去。

巨量的无家无业的游荡青年，是每一个经济体的噩梦。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，都必须给这些青年人去找去处。这个问题，在中国尤为突出。

中国的劳动供养率

劳动供养率，衡量的是一个劳动者的收入，能够支持多少人的生活。美国一个劳动者的平均收入，可以供养大约4.8个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劳动供养率为1:4.8。英法德三国，这个比例是1:6.8，日本韩国大约是1:3.8，而中国大约是1:1.1，或者说1:1.3。总之比例越低，说明劳动者的压力越大，财务自由度越低，抚养后代的能力和意愿也就越匮乏。

而正因为这么低的劳动供养率，意味着同样的人口规模之下，其他国家所需要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，可以远远低于我们中国。理论上在欧美，1亿适龄劳动力人口，社会只需要提供2-3千万就业岗位即可。而中国，在1亿适龄人口的条件之下，必须提供超过8千万个就业岗位，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。

这就是为什么说，欧美和日韩这样的国家，可以长期接受国家GDP增速处于2%左右的水平，而我们中国，则必须保持较高的GDP增速。因为GDP每降0.1%，对于我们而言，就是大约100万左右的失业人口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社会没有办法养闲人。不管我们的GDP质量如何，但只要能带来就业就行。

因此，我们不要再去质疑GDP这个数字了。不是经济数字在造假，而是经济模式在造假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既不愿意，也不能放弃制造业大国这个身份。因为我们不能失去吸纳就业的海绵。

很多人说，工厂早就摆脱了劳动密集型，现在的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很高。但是你要明白，现在可是21世纪了，真正的工厂，早就不再单纯存在于传统意义的厂房里面了。所谓的白领，公司文员等等，他们才是新时代下真正的打工人。办公室的格子间，就是新时代的厂房，而公司，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劳动密集型场所。工厂自动化是提高了，但是白领反而正在民工化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白领，觉得工资上不去，因为你实际上就是新时代的民工，只是被套上了个白领的名字，让你觉得自己不是民工而已。

20年前，城市化如火如荼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数不胜数，工厂几乎没有搞自动化的动力，“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”，民工的待遇就上不去。而今天，愿意继续从事这种工种的年轻人几乎没有，工厂必须搞自动化来补足生产力。不是工厂主动选择自动化，而是被动不得不自动化。

但大学生如今面临完全相反的一个局面。实际上并不是农民工变少了，而是大学生变成了新时代的农民工。大学生如此之多，企业为什么要提高福利呢？300块钱一天招不到农民工，但是50块钱一天的大学生特别好找，而且是越来越好找。经济高速发展阶段，人才供应速度赶不上企业发展速度。08年前后，如果谁找不到工作，不会有人觉得是社会的问题，都会觉得是你这个人的问题。相应的，只要发展速度快过人才堆积的速度，那基本上不会产生任何的生育焦虑。

但是，如果是经济低增速的守成阶段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发展速度慢于人才堆积的速度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为了逃避就业而去考研了，因为时间就是毒药。人才堆积之下，越往后就越难，企业面对劳动者的时候，优势地位就越明显。所以企业老板对于主动改善内卷，提高福利待遇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动力。企业的钱现在也不好赚，不继续压低你的薪资水平，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企业的经营状态，为了换取企业对应届人生的持续吸纳，也只能对企业削减劳工福利待遇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这并不是说政策不为人民考虑，而恰恰是为了人民考虑所做出的无奈选择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毕业人数、生育率和消费欲望这三个要素，已经彻底拧巴在了一起，相互制约达成了死结。大学生和新生儿之间，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。毕业生人数越多，人才供应就越过剩，企业“卷”打工人的动机就越充分，工人们的薪资溢价能力就越差。溢价能力差，就代表着随时会被新的竞争者所取代，老工人想着随时可能被小工人所取代，巨大的工作不确定性，则最终转化成生育意愿的衰减，“自己都养不活了，拿什么养孩子呢”？

我们都知道，最能花钱的就是养孩子的父母们。现在有两个孩子，请了两个保姆，还有一个全职太太，都觉得累。有了孩子是不是要换房子，小换大，大房再换到学区房，汽车是不是也要换，两厢变三厢，小车换大车。孩子相关的消费，都是成十几年的漫长的消费周期，而且孩子的消费场景中，父母长辈往往也免不了也要去消费，游乐园和电影院的家庭套票，一年接着一年买。婚育的滑坡，就导致这种能够穿越周期的稳定消费群体，在快速的消失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就是弯掉一大块利润，而利润的下降，就会让企业采取降本增效的内源手段，继续996加码，这反过来又会打击生育意愿，无解了。

这就是时代。

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熬，熬到十来年之后，硬业生人数回落到百万级别，等到就业市场压力没有这么大了，才能真正有动力去贯彻劳动法，维护就业的环境。现在说这些都是空谈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这个时候，靠着强制的手段，把仅剩的那些放网给打破，否则企业是没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面，每年榨出来12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的。

最近的汽车和电器的补贴，引起了一些争议。部分人质疑，大量的国家专项补贴，跑进了一些效率不高的公司和商家的口袋里面。这些低级的小九九难道国家不知道吗？肯定是知道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与其说是补贴消费，不如说是补贴生产，借刺激消费的名义去扶持生产，社会的回应关切了，更重要的是饭碗也有了。

这就解释了，为什么中国的产业明明做到了世界龙头，但依然还是不能提价，不能像西方企业那样，靠着市场支配地位去躺着赚钱。因为我们要继续把价格砸下去，去抢占市场，不是我们对市场多么渴望，而是后面有数以亿计，嗷嗷待哺的待业者。我们不是图钱，图的是容纳就业和过剩产能的地方。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都会遇到一千万大学生嫌多，一千万新生儿嫌少的情况。

国家鼓励生育，是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，而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，这就叫做合成谬误，对群体好的东西，对个体不一定好，没有人想花上上百万养育一个孩子，但是这个孩子将来月薪可能只有4000块钱，鼓励生育很难达到效果，本质上也是利益不一致的问题。

负重前行的人少了，岁月静好的人就慌了。因此我们不能一味的埋怨，年轻人不生孩子是不负责任，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负责任了，他们知道，现在的社会并不是老一辈所说的，生个孩子就是多双筷子的事。经济高速发展会掩盖很多的问题，一旦经济增速降大，老百姓能直接体会到的就是高速发展的另外一面，中国经济用30年走过了别人上百年的路，老百姓用15年背了别人50年的债。在大家对生育还有巨大渴望的年代，房地产却榨干了消费者的未来。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了50年，诞生出了平成废宅，韩国用了40年诞生出了五抛青年，中国则用了30年逐渐开始了躺平文化，一切来的越来越快，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

生育本质上是社会对自身延续能力投下的终极信心票，熬过眼前就业洪峰只是第一步，如何让这片土地重新成为滋养希望与生命的沃土，才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大考。

中韩生育政策对比